吳孟超，我國肝膽外科創(chuàng)始人、中國科學院院士、第二軍醫(yī)大學東方肝膽外科醫(yī)院院長。曾先后獲國家和軍隊科技進步一、二等獎15項，首屆何梁何利基金獎、陳嘉庚醫(yī)學科學獎、全國僑界十杰、全軍醫(yī)療保健特殊貢獻獎等殊榮。1996年1月被中央軍委授予“模范醫(yī)學專家”榮譽稱號。2006年1月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。榮立一等功一次、二等功二次、三等功三次。2010年7月26日，國際小行星中心發(fā)布公報，通知國際社會，第17606號小行星永久命名為“吳孟超星”。2012年2月，被評為2011年度感動中國人物。2019年1月14日，吳孟超光榮退休。
游子戀故土 志士愛祖國
1922年8月，我出生在福建閩清的小山村。5歲時，我和弟弟跟隨母親到馬來西亞投奔父親，一家人終獲團聚。后來又有了兩個弟弟和三個妹妹。我家比較窮，我又是老大，自然主動承擔家里的勞動，割過橡膠，做過米粉。因為父母知道知識可以改變命運，可以幫我們走出困境，所以無論多窮都咬牙堅持供我們上學。在念初中的時候，我上午割橡膠，下午念書，協(xié)助父親撐起這個家。我用功讀書，刻苦學習，成績在班里一直名列前茅。而正是在那段時間，我把割膠刀玩得飛舞，這就算是最早的“手術訓練”。
我們學校是孫中山先生題詞的光華中學，光華中學是華人辦的學校，沒有高中，所以我就只能念到初中畢業(yè)。如果要讀高中就必須去外國人辦的學校，因為在光華中學受到了先進思想的教育，對共產(chǎn)黨很信任，知道祖國正在抗戰(zhàn)，所以我初中畢業(yè)就想回國，不想在外面念書了。
1939年初中畢業(yè)時，根據(jù)當?shù)亓曀祝易鳛榘嚅L要籌劃同學們聚會一下，這個聚會的錢是大家出。我就跟大家商量，能不能不聚餐了，把這錢寄到延安給國內(nèi)浴血奮戰(zhàn)的抗日將士，大家一致同意這個建議。我們又積極地組織募捐，把聚會和募捐的錢收集起來，通過當時的華僑僑領陳嘉庚先生寄到延安。后來等到我們畢業(yè)要走的時候，也就是我要回國的時候，學校收到了毛澤東、朱德的電報，意思是感謝我們，收到這個錢了。哇！這樣我們都高興得不得了。那封感謝電報深深地烙在了我心里，成為照耀指引我一生的紅色星火。
接到電報以后，我就干脆回國！到延安找共產(chǎn)黨，上前線去抗日！這是我當時最迫切的愿望。這年我18歲，離開父母家人，獨自一人回國，沒想到竟然是與父母的永別。從馬來西亞出發(fā)，幾經(jīng)輾轉，歷時約一個月才踏上祖國的大地。
先從馬來西亞坐船到新加坡，接著到越南西貢過海關，再到胡志明市辦簽證。令人至今難忘的是，當時越南西貢海關負責驗關的工作人員是法國殖民者，要求我們在護照上按手印，而歐美旅客只需簽字。我當時質(zhì)問驗關員：我們會英文，會中文，為什么不讓我們簽名？結果得到的回答是：黃種人簽什么字？你們是“東亞病夫”！西方“文明”人吼出的這句話刺痛了我的民族自尊心，對中華民族的歧視和侮辱讓我深深體會到西方“文明”是有色的傲慢而已！“國家不強盛，咱們的腰桿就不硬！”落后就要挨打，更堅定了我參加抗日救國，為中華民族爭氣的理想。
辦完簽證后需要改坐小火車轉到越南河內(nèi)，接著一路顛簸到云南河口入境，然后到達昆明。本打算從昆明去往延安，結果到了昆明以后，碰到老同學。我向他們征求意見，他們勸我說，你曉得延安在哪里嗎？這是很遠的，搞不好中間經(jīng)過日軍占領的地方，可能有生命危險。我知道昆明到延安是很遠，但延安精神一直強有力地吸引著我，回國就是為了參加抗日活動。最后由于去不成延安，經(jīng)過考慮，只能留在昆明求學，好好念書，決心以讀書救國。
醫(yī)學路漫漫 緣遇裘恩師
我回國以后該念高中，當時報考了同濟大學附屬中學，但沒有考取。我考中了云南大學附中高中二年級，但那時候上學要選擇名校，同濟大學附屬中學是上海搬過去的名校，我就去找同濟大學附屬中學的一個老師，他介紹我去見曹禮吾校長，我說了自己的情況和愿望：“我從馬來西亞回來，考同濟大學附屬中學沒有考取，希望能讓我在你們學校借讀。”曹禮吾校長一聽，毫不猶豫馬上就答應說：“你可以來借讀。”我特別珍惜這來之不易的機會，滿懷感激地勤奮讀書，這樣借讀念了半年，后來我轉正了。
高中畢業(yè)時，我原想考同濟大學有名的工學院，結果我的同班同學——日后的妻子吳佩煜一聽我要考工學院，就勸我還是念醫(yī)科好。因為她考醫(yī)學院，所以后來我就改念醫(yī)科了。1943年秋天，我考取德國人創(chuàng)辦的同濟大學醫(yī)學院，成為醫(yī)學前期學生（當時同濟大學醫(yī)學分為醫(yī)學前期和后期，前期學習主要打基礎，考試合格后方可進入后期學習臨床及各項具體醫(yī)技），也有幸成為“中國外科之父”裘法祖的學生。
1945年日本侵略者投降，國民黨軍統(tǒng)特務控制了昆明，開始迫害要求民主的進步知名人士。1946年，聞一多在云南大學舉行的李公樸追悼大會上，作《最后一次演講》的愛國主義報告，我們學生都去聽報告了。報告完了，下午5點鐘聞一多走路回家，他家離云南大學大禮堂很近，走到家門口，被國民黨特務暗殺了。我們馬上就大游行，搞得很厲害。李公樸、聞一多先生接連被國民黨特務暗殺，那個時候我對國民黨恨透了！對共產(chǎn)主義的信仰火炬燃燒得更旺了！
1946年，同濟大學搬回上海，我在昆明拼命打工兩個月，終于賺到一張機票錢，飛往上海。
1949年，我在同濟大學畢業(yè)了。但是在畢業(yè)考試時，我平時學得最認真的外科只考了65分，而小兒科的成績卻是95分。按當時慣例，哪科成績考得好，就會被分配到相應的科室去工作。而且，對身高只有1.62米的我來說，想做外科醫(yī)生，確實有點“癡心妄想”。當我拿著小兒科的報到通知書去找教導主任，說想去外科時，負責分配的主任說：“你也不看看自己的個子，能做什么外科？再說了，就你的成績，當外科醫(yī)生是不是不太合適？”當時我特別不服氣，不把一次失敗就看成終結。暗自下決心，我一定要做外科醫(yī)生，而且還要做個最好的外科醫(yī)生！
同年8月，華東軍區(qū)人民醫(yī)學院第一附屬醫(yī)院（即后來的第二軍醫(yī)大學第一附屬醫(yī)院）在社會上公開招聘醫(yī)生，我前去應聘，最終以自信和真誠打動了主考官，當上外科醫(yī)生。
1954年，裘法祖老師受聘為第二軍醫(yī)大學長海醫(yī)院兼職教授，我再次成為他的學生，有緣再學裘老師的醫(yī)術和醫(yī)道。
1956年3月，我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(chǎn)黨。5月，如愿參軍入伍。
1956年我成為主治醫(yī)生，開始獨立工作，在老師的悉心指導下，我的手術水平大有長進。但覺得光做個普通“開刀匠”還不夠，到底該朝哪個方向發(fā)展呢？裘法祖老師說：“現(xiàn)在肝臟外科還不行，中國還沒有人專門搞。”當年我國肝癌患者占全世界的40%，但國內(nèi)肝膽外科卻是一片空白。這時，我確立了肝臟主攻方向。
每當我回憶起第一次穿上白大褂時的情景，仍然不由自主地感慨：“如果不是在自己的祖國，我也許會很有錢，但不會有我的事業(yè)；如果不在人民軍隊，我可能是個醫(yī)生，但不會有我的今天；如果不是在黨組織，我可能會做個好人，但不會成為無產(chǎn)階級先鋒隊的一分子。”
口述：吳孟超
采訪整理：陳青、張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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